韩寒:体制庞大跳出来的是傻逼 不会有文艺复兴

编辑:小豹子/2018-09-30 15:01

  韩寒:中国体制太庞大跳出来的多傻逼 不会有文艺复兴

  本期南都周刊封面报道:文艺!复兴?

  原标题:文艺!复兴?

  “文艺复兴”这个老古董正在苏醒吗?中国的“文艺复兴”真的开始了吗?

  记者唐不遇香港报道

  整整一个世纪以来,中国都在渴望着一场文艺复兴,就像中国作家渴望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一样。尤其是近几十年来,中国经济飞速发展,虽然为文化繁荣奠定一定基础,但对物质和权力的崇拜,严重危害了民族的机体,扼杀了文化的创造力,使得中国更迫切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。

  2012年10月11日,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,圆了中国作家百年诺奖梦,全国迅速掀起一股“莫言热”。与此同时,和诺奖一样挑动国人神经的“文艺复兴”这个话题,也再次进入公众热议范畴。在这一针兴奋剂的催动下,社会上一片振奋,很多人在欢呼:“莫言的获奖,为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吹响了号角!”

  中国的“文艺复兴”真的从莫言开始了?许多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在泼冷水。

  韩寒说得很决绝。“没有什么文艺复兴了。这个时代东西太多了,就算文艺复兴到来,新的工业革命再来,我们也不会在这个时代的当时就觉察到。”在韩寒的语气中,有着一贯的批判和不羁的味道。

  不过,他态度一转,又补充道:过去的就过去了,总要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情。

  这一次,韩寒恰好在做一个有关“文艺复兴”的事情。在莫言获奖前12天,即9月29日,由黄耀明、韩寒、彭浩翔牵头发起的“文艺复兴基金会”在香港正式成立,致力于独立音乐、文学、影像三个领域的推广和发展,“期望发掘优秀创作人才,复兴华人创作者的独立创新精神”。

  鼓励独立创作

  韩寒对支持资助独立创作一事的想法由来已久,而他自己在最初想要创办杂志的时候,也一度想过将杂志命名为《文艺复兴》,但种种原因作罢。但是,为独立创作争取空间的念头并未因此打消,今年7月,韩寒在香港《南华早报》中文网开设专栏,想把专栏稿费捐出,设立一个资助年轻创作人的基金会。所以,当文艺复兴基金会的创办成员找到韩寒时,他一口答应,出面力挺。

  两个多月后的9月28日,韩寒动身前往香港这个武侠小说、港产片、流行音乐曾繁盛一时的华人流行文化之都。由于航班晚点,他凌晨才到香港,此行的目的,是出席当晚的“文艺复兴基金会”成立暨募款餐会。

  晚会上,他和黄耀明、彭浩翔拿出各自的私人物品拍卖。黄耀明带来达明一派八十年代特别版黑胶唱片,韩寒则捐出了陪伴自己拿下赛车冠军的“幸运手套”和夹着金箔的限量版书,为基金会募集到第一笔资金。

  几个小时前,他们在一家色调凝重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咖啡厅里,和《南都周刊》记者聊起文艺复兴。摄影记者从咖啡厅找到一盆绿油油的草,象征着他们所要扶持的文艺新生力量,让他们摆出各种POSE拍照,一会儿把草护持在胸前,一会儿托在手心。

  作为支持海峡两岸四地青年文学、音乐、影像创作的非营利机构,文艺复兴基金会所宣扬的精神是“自由表达、独立创作、推动多元、寻找浪潮”。具备热情、刚投入创作的新生代作者或新创作者,不受支配不附和的优秀独立作品,正是从民间来、到民间去的基金会特别关注的对象。

  “我们基金会资金的筹募,不是来自一些大家族,所以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很多。但我们最大的资源,是很多有心的不同行业、不同艺术领域的创作人,他们乐意分享他们丰富的创作经验。”基金会理事长黄耀明说。

  基金会的决策机构是理事会,由音乐、文学、影像三个专业领域内具有成就的知名人士担任,包括黄耀明、韩寒、彭浩翔、贾樟柯、张元、舒琪、郭启华、姚谦、周耀辉等人。此外,基金会还另设地区和专业召集人,负责各地区的组织协调事务。香港召集人有潘达培、邓小桦,中国大陆召集人有朱建、王小山、许知远,台湾召集人有张培仁、张铁志、张钊维。

  基金会的成员,除了秘书处的几个人,所有人都是义务性质的,谁有时间谁就多做一点。而今年“比较有时间”的黄耀明被推选为第一届理事长,韩寒则担任副理事长。

  因此,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黄耀明一直都在忙基金会的事情,拉赞助、筹备艺术节、接受媒体采访等。那一天,当他坐下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,已经是傍晚六点。经历了一个下午的采访,他的神情显得有些疲惫,但他依然笑容可掬,和气而认真地回答记者的所有问题,并努力寻找着恰当的词语。

  “一个艺术家总是想着从作品得到回报和资源,创作就会很不自由。”黄耀明说,基金会的一个重要使命,就是要让艺术家很放心、很自由地去创作,“我们的存在就是给他们提供资助和资源,包括精神上、人力上和财力上的资源。有了这些资源,他们就不用为了多赚点钱而牺牲自由。”

  韩寒补充说,作为一个写作者,如果经济不独立,当商业机构或者团体出钱让你帮他们写软文,你就会迫不得已地就范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再加上大陆的稿酬很低,文化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都很差,“因此在这方面我也希望基金会能起到一定的作用。我当初做《独唱团》杂志的时候,希望一个字有一块钱、两块钱的稿费,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,希望文化人可以生活得更好一点。”

  从音乐节开始

  成立第一年,文艺复兴基金会将筹办系列常规活动,以启蒙、跨界交流、年度资助计划及评奖为四大方向。其中,每年一度的文艺资助及评奖计划,开放接受报名,将由专业评委选出3-4名音乐、10名文学及10名影像年轻创作者,资助其创作和发表作品。

  对影像、文学、音乐三个领域的资助,也各有侧重点。如独立影像,主要鼓励微电影及纪录片的创作者;独立音乐,主要赞助唱作人、乐队到附近城市进行巡回演出并出版专辑;独立文学,在评选优秀的虚构类文学作品之外,非虚构写作也受到特别的重视,不仅会得到资助,还会在创作过程中得到顶级专家评审团队的一对一指导。

  文艺复兴基金会创办的初衷是希望资助纪录片拍摄,但考虑到独力难支,不易产生大的效应,就干脆扩大范围,形成了今天的这个跨界、综合性的大框架。“艺术都是相通的,独立创作更是如此。”文艺复兴基金会秘书长柴子文告诉记者,现在,影像、音乐、文学的跨界交流越来越多。每年,除了三个领域的资助计划外,基金会还资助一个跨界主题创作,明年的主题可能是“土地”,申请组别必须提交三种创作形态的跨界作品。

  而作为基金会的第一个大型活动,11月24日,在香港西九龙文化区户外将举办“文艺复兴2012”音乐节,来自香港的黄耀明、林一峰、黄靖、AtomicBubbles,来自台湾的陈珊妮、巴奈,来自内地的周云蓬、左小祖咒、五条人等独立音乐人将登台演出。音乐节免费入场,让观众感受无拘无束的音乐氛围。

  紧接着,从11月25日开始,持续一个月的“文艺复兴2012”电影节将在香港百老汇艺术中心登场。值得注意的是,为鼓励更多独立创作的尝试,五场放映会和研讨会都将聚焦知名或新晋导演第一次创作的作品,包括剧情片和纪录片,而创作者也会到场分享和交流第一次创作的经验和故事。25日率先亮相的是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张元和他的第一部作品《妈妈》,为文艺复兴电影节带来一种浓郁的象征意味:张元25岁时自己筹资拍摄的这部作品,被评论家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凤凰彩票网(fh643.com)。

  渡过那条河

  作为文艺复兴基金会的三位发起人,黄耀明、韩寒、彭浩翔还分别担任基金会音乐、文学、影像领域的牵头人。而他们三人能够走到一起,是有原因的。

  “他们三人不是随便找的,更不是为了撑门面,要拉大旗的话有大把比他们更出名的人。”柴子文说,黄耀明、韩寒、彭浩翔三人有共同点,他们的气质、经历与基金会的理念最相契合。“可以说,他们三个人的故事,就是对文艺复兴、对文艺复兴基金会宗旨的最生动、最到位的描述。”

  柴子文告诉记者,找韩寒担任文学领域牵头人,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文学成就。“韩寒的文学成就可能还有待时间检验,但他从一个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、一个高中退学学生,到写作、办杂志甚至赛车,在这些行为背后,正是基金会所重视的一种稀缺精神、也是文艺复兴最需要的精神:独立自主。”

  没有读大学,没有特别的家庭环境、骄傲的背景,只有创作才华、独立精神,最终也能抵抗住社会压力,在主流社会站住脚,柴子文认为,基金会的理念很好地在韩寒身上体现,与文艺复兴的精神强烈呼应。

  彭浩翔也是如此。从《志明与春娇》开始,彭浩翔受到主流商业市场热捧,但他是一个另类的电影导演,曾经不为主流所喜欢,甚至受排斥。他早期的电影作品非常小众,新作品《低俗喜剧》甚至无法在内地上映。在电影创作中,他坚持自己独立的美学风格,坚信自己对电影的理解,最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“如果想走商业,他能拍出很商业很卖座的作品,商业上早就可以非常成功。但他不这样做,选择拍自己的东西,特别不容易,但他走出来了。”柴子文说。

  黄耀明的音乐历程则更传奇。他是刘以达在媒体刊登广告为组建乐队征寻到的主唱,“达明一派”组合的成立过程就与众不同,不是商业包装的产物。达明一派不迎合主流,而是唱出时代的焦虑、恐惧,如此另类的音乐风格,却很快获得市场和主流认可,一出道就上了《劲歌金曲》这种主流节目。而凤凰彩票娱乐平台(5557713.com)黄耀明单飞之后,更加坚持他自己从很多西方歌手及乐队身上汲取的独立音乐精神,创作音乐。从1981年进入演艺圈至今,黄耀明经常被乐评视为indie在主流领域成功的范例。他1999年创立的“人山人海”音乐制作公司,是香港最重要的独立厂牌,10多年来培育了许多音乐人才,如at17、拜金小姐等。“他可以成为流行音乐,但这不是他想要的。他想要的是反叛性、启发性的音乐和歌曲,是给人精神力量的独立音乐。”

  黄耀明、韩寒、彭浩翔的故事所告诉人们的就是:在独立和主流之间有一条河,他们三人都是顺利渡过了这条河的人。他们在独立和商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,一方面在主流世界发出独立的声音,另一方面在独立世界又得到尊敬。柴子文说,基金会推广的精神就在他们三人的故事里,单单分享他们三人经历,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鼓励和支持。而基金会对独立创作的资助和推广,可以使有才华的创作人更早地渡过这条河,文艺复兴一定是从小众开始,在民间爆发的。

  从独立到主流,这在历史上仿佛已成为“真理”:许多引领时代的先锋艺术,在当时都默默无闻甚至受到强烈排斥,但最后都战胜了时间,成为重要的传统,比如文学的象征主义、绘画的印象派。香港著名唱作人卢凯彤说,香港和国外的许多独立乐队创作的好音乐,在五六年之后就会被商界的人,或做流行音乐的人吸取,使之变得非常流行。“这让我相信,其实独立音乐是在某种程度上带领我们的社会,只不过商业也许要过好几年才看到独立音乐的种种珍贵之处。”

  彭浩翔也表示,独立电影和电影市场并不矛盾,独立不代表一定不卖钱。美国有很多独立导演,他们最后变成观众很喜欢、很卖钱的导演。作为文艺复兴基金会电影领域的牵头人,彭浩翔鼓励青年电影人多尝试不同的类型,希望帮助他们在市场上一步步站起来,从一个小众电影导演慢慢变成一个有市场价值的独立导演。

  对记者谈起左小祖咒、周云蓬时,黄耀明表现出惺惺相惜的情感。黄耀明喜欢的这两个内地独立音乐人,同样是渡过了独立和主流那条河的歌手,是坚持独立艺术创作多年终获认同的独立艺术家典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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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此,黃耀明认为,创作人的好状态是独立而非孤立。他并不排斥市场,相反更期望把文艺带回大众中间。“独立是一种精神。在北美等市场,独立音乐也是一种类型。它不代表没市场。在华人世界,独立的音乐、影像和文学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就算你不依附主流,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。”他希望文艺复兴基金会可以去帮助那些被孤立的艺术家,将微弱的力量团结起来,变成一股独立艺术的新势力。

  在黄耀明的设想中,“文艺复兴”艺术节今后就会成为这样一座推介独立艺术的桥梁,目前海峡两岸四地还比较缺少这样一个文化交流平台。柴子文告诉记者,第一届艺术节请的都是成熟的音乐人演出,以后将办成基金会新资助作品的展示平台,不仅向捐助人,同时也向业界如文学出版界、音乐唱片公司、电影制作发行公司展示这些独立创作优秀作品。在这个平台上,创作、沟通、互动、签约、出版,将形成良性互动,艺术节在展示和传播独立创作作品的同时,把被主流忽视、有创造力的作品推荐给业界,主流也在这里寻找新的好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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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抗衡时代

  虽然莫言获诺奖提高了国际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度,提振了中国文学的信心,但是,中国文学艺术在亚洲和世界的整体影响力依然不足,尤其是大量独立创作人依然生存艰难。

  无论是韩寒还是黄耀明、彭浩翔,他们都清楚,他们所提倡的文艺复兴,与真实名字为“人文主义”的那次近代欧洲文艺复兴相去甚远。就像陈丹青在谈到“文艺复兴”时所说:“咱们别谈文艺复兴……不仅是中国,世界上很多国家,都很难达到意大利那个时候的文艺复兴。”他发出这样的呼号:“我祈愿华夏复兴文艺、文艺复兴:何止中国,如今全世界唯利是图而涉嫌迷失,连西方也该幡然有悟,策动新的文艺复兴。”

  黄耀明的话也透露出一番野心:“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引领时代,但我们想抗衡时代。”在他看来,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,“这是我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惟一共同点”。

  中国不仅需要,更可以说“渴望”一场文艺复兴。但在现有体制的束缚下,中国有可能实现文艺复兴吗?

  从2006年至今,短短的六年间,在中国知识界至少掀起过三次“文艺复兴”大讨论。第一次是2006年底到2007年初,围绕着学者刘军宁在《南方周末》上发表的文章《中国,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!》引发的大讨论,熊培云、崔卫平等众多学者纷纷回应,在读者中引发巨大回响。第二次是2009年10月,北岛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发表的《民族文化复兴之梦致2049年的读者》一文激起的波澜。

  2007年春,当那次“文艺复兴”论战的尘埃尚未完全落定时,中国诗人北岛在纽约林肯中心观看了英国剧作家汤姆·斯托帕的话剧《乌托邦彼岸》。该剧讲述巴枯宁、赫尔岑、别林斯基、屠格涅夫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批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机遇与命运,这“一小撮”俄国知识分子最终通过奋斗与献身,“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,从而彻底改变了俄国文化风貌与精神品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”,让北岛深受震动。

  看完话剧后,北岛和李陀、刘禾、西川等朋友就中国文化复兴问题,在纽约进行了一系列讨论。两年半后的2009年10月,已定居香港的北岛回顾过去一百年中国在“进步”中付出的种种代价,尤其是创造力的代价,看到中国正处于一场可怕的“物质主义昏梦”中,中国当代文化“到处是贫瘠与空旷”,按捺不住内心的悲观甚至绝望,写下了《民族文化复兴之梦致2049年的读者》一文,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上发表。

  黄耀明想抗衡的时代,正是北岛眼中的那头恐怖的物质怪兽。

  用文艺去复兴生活

  9月29日下午,在主题为“我所理解的文艺复兴”的新浪微访谈中,一位网友就向惟一的访谈嘉宾黃耀明提问:“你不觉得在当代谈文艺复兴很空洞吗?”黃耀明回答:“我们不是尝试去复兴那些属于欧洲的古老文艺,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方法,用文艺去复兴我们的生活,不要被过热的经济与过度的消费拖垮我们。”

  不过,当从普通话说得并不利索的黄耀明的嘴里说出“经济挂帅”这个词时,还是稍微透露出那么一点荒诞和无奈。

  “我们的社会太需要来一场文艺复兴。”黄耀明说,这个时代是中国经济很强大的时代,但这强大并没有反映在我们的文艺生活中,现在什么都为GDP服务,“这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,在我们的眼前蒙着很多云雾,我们要拨开这些云雾,将我们的生活和心灵重新显露出来,达到启蒙大众的目的。”

  六年前,刘军宁欢呼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”的根据是: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。他指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兴起。当时,刘一定想到了印刷术在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作用,它使新思想的流传更易更广。那时,他的眼前还没有出现更令人惊叹的“景观”:短短几年后,互联网已经发展到微博时代。

  韩寒承认,我们所获得的不大的自由,实际上是科技给我们的便利。但他认为,实际上我们夸大了微博的影响力。“很多公众事件在一定的范围内,比如说微博,觉得这是顶天了,但你去大街上一问,根本没人知道。”

  这正如中国电影在当今的境遇。中国电影市场在放开,票房在飙升,但类型却前所未有地越来越少,同一领域的电影越来越多,题材越来越不开放。投资方只想拍有很多特技的古装大片,在票房上更有把握。而很多优秀的中国低成本电影,即使自己花钱拍了,通过了审查,也找不到商业发行渠道,进不了院线,就像很多独立音乐找不到听众一样。

  “电影文化要复兴起来,一定要多元化发展,大片要,小的类型片也要,这样的电影市场才是健全的。”因此,在彭浩翔看来,中国电影复兴的标志很简单,就是有一天,我们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,有一半不是古装大片,那就说明中国电影复兴了。

  “现在是最好的年代,也是最坏的年代。”笔者觉得,彭浩翔的这句话,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电影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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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韩寒:中国体制太庞大跳出来的多傻逼 不会有文艺复兴

  韩寒

  原标题:韩寒:没有什么文艺复兴了

  记者唐不遇香港报道

  “文艺”没问题,“复兴”有问题

  南都周刊:你怎么理解“文艺复兴”?

  韩寒:我最早办的杂志《独唱团》,取的名字就叫“文艺复兴”,但当时这名字没被批下来,说带“文艺”俩字的都不批新杂志了。我听信了,当时就取了第二备选名字《独唱团》,结果没过多久,好多带“文艺”俩字的杂志就出来了,如《文艺风赏》啊什么的。后来我才弄明白,“文艺复兴”这四个字里,“文艺”没问题,“复兴”有问题。

  “文艺复兴”这个词语更多的是指意大利,但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,心中的那段文艺复兴的情节,可能特指的就是一九三零年代,那时仿佛有过一阵子文艺复兴的意味有一些启蒙运动,一些好的文学冒尖,此后是一个低谷。现在因为互联网,文艺发展又比以前稍微好一些了,但是离“复兴”、“茂盛”还差很远。

  南都周刊:在现有体制下,中国有可能实现文艺复兴吗?

  韩寒:体制是可以被架空的体制是可以被人心架空的。文艺能不能复兴,其实也是人心的问题。如果人心没有复兴的话,那再多的基金,再多的口号,都没有用。有的时候,很多事情我个人比较悲观过了就是过了,比如交笔友的那个年代,手抄本的那个年代,摇滚起来的那个年代,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,它过了就不再来。

  南都周刊:你相信现在的人心吗?

  韩寒:(笑)现在的人心其实相信的是情绪。人们都是跟着情绪走的,无所谓谁对谁错,只在于看哪个顺眼,听哪个顺耳。

  南都周刊:既然大家跟着情绪走,在这种情况下能架空体制吗?

  韩寒:很难啊,很难。这个体制太庞大了,很多跳出来的都是傻逼。而事实上那么大的一个体制,也有很多聪明人、精英在为它服务。

  南都周刊:你有些悲观。

  韩寒:对,还是那句话,过去的就过去了。但是,总要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情。现在的文艺很难像以前那么兴旺,因为它的载体发生了变化。当时我办杂志,就希望有一个地方,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文艺上受到重视。大家都想要出名,但如果没有一个很合适的、好的载体让他们出名的话,他们就很容易去走哗众取宠的道路,人们也不会想看我们这样正儿八经的访谈。

  重复启蒙

  南都周刊:微博时代是否会乐观些?

  韩寒:如果把文艺复兴理解成小的概念,从纯粹的文艺角度讲,那它无所谓难或者容易。如果理解得大一点,理解成“人的觉醒”的话,就会存在一个问题:重复启蒙。在互联网时代,你看着很多事情散布得很快,但其实挺难的,因为我发现受众其实是同一批。

  如果这批被启蒙的受众是两百万,那么启蒙就一直在这两百万人中进行,很难打破壁垒,走向那些喜欢曾轶可的人,喜欢李宇春的人,喜欢看美剧的人……文艺复兴或者说个人觉醒,只是成了一个美剧的剧种,就像你们这批人是喜欢看《绝望主妇》的,而我们这批人是喜欢看《文艺复兴》的,就会变成这样,而每个壁垒都很深。微博相对获得一定的言论自由,但在微博上,随着知识分子的话说得越来越多,加上自身的内斗,他们的公信力比政府的下降得更快。

  南都周刊:知识分子的公信力为什么会下降?

  韩寒:我觉得很多原因要从知识分子身上去找:一没共识,二没合力。这就像我们去加油一样,大家要去往同样一个地方,都在同一辆大巴上,我说咱们先省点钱,加93吧;有人觉得我们要走快点,加97吧;还有更极端的,说这车得加98,跑得最快,直达目的地。结果想去同一个目的地的三伙人自己先吵起来了,把加油站炸了,然后旁边一帮人就笑这帮傻逼。现在很容易会面临这样的问题。

  看起来微博能改变很多东西,但事实上,这很艰难。以前在传统媒体时代,你发现很多报纸真的改变了一些东西,改变了一些制度、一些走向,甚至改变很多官员的命运。但是在微博时代,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得太快了,有些特别重大的公共话题也只能延续一天甚至半天。在形成合力的过程中,随便哪个傻逼出来喊一嗓子,注意力就会被分散。

  南都周刊:有什么途径可以打破你刚才所说的壁垒吗?

  韩寒:其实挺难的,唯一的途径就是从最早的基础教育(入手)。教育是最坚固的一个壁垒。我们的孩子都在一个可悲的教育制度下。

  比如说一个班有五十多人,面对同一个问题,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二十五个人无所谓,二十个人接受它的洗脑教育,最终只有四五个人有一些自我觉醒。有很多我们所了解的人,会觉得某某如何,觉得他做了多少坏事,有多么不喜欢,但是当你去参加同学会,一打听,发现周围只有你一个是这样认为的。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要从最早的教育开始突破。

  我想给自己的小孩编教材,自己出版。包括我朋友的一些出版计划,我都希望能出版一些新的课外教材,但在审批上根本就不可能。

  其次,还得靠科技。我们所获得的不大的自由和尺度,实际上是科技给我们的便利,没有那些科技,我相信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那个年代,有时松松,有时紧紧这段时间你可能可以批评三峡了,那是因为主张建三峡的那一拨人失势了。那不是基于言论自由,而只是人家内斗过程当中放的一个口子让你说而已。这其实还是不容乐观的。

  南都周刊:在你心目中,中国最近的文艺繁荣时代是在什么时候?

  韩寒:“五四”,还有上世纪80年代,前者有自由,后者有热情。

  最看不惯文人相轻

  南都周刊:比起同样制度下的苏联文学,不得不承认,我们的作家都挺虚弱的。你认为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?

  韩寒:一个是不同民族的性格使然,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很多苏联作家来说,欧洲是他们的后花园,也就是说,在苏联受到了迫害,欧洲有很多地方可以庇护他们,他们依然可以写作,且他们和欧洲很多国家都同属印欧语系,在语言上有很多共通之处。中国人有时候不认可自己人也是一个原因,就算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老外干了一样的事情,也会下意识的觉得自己人不行。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思想扩展出来,也会造成我们自己的相轻。许多原因加在一起,时代的、性格的、语言的、民族的,总之就是倒霉悲催地加在一块,就成了现在的样子。

  南都周刊:除了外在的环境,中国作家、艺术家自身还欠缺什么?和当代外国文学相比,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的差距有多大?

  韩寒:不缺什么,缺读者,缺高的稿酬,缺社会保障。我们的社会变迁经历和文字都太特别,我不是特别建议把我们的当代文学去对比外国文学。

  南都周刊:就你接触过的中国作家来看,你最看不惯他们的哪些毛病?

  韩寒:文人相轻。我在早期也有这样的倾向,看不惯其他作家,觉得写得差。自己再放几句没有根据的狠话,觉得很不错。但相轻来相轻去,很容易变成互相诋毁。有人觉得中国作家圈子意识很重,但这无可厚非,人有自己的交友自由。

  南都周刊:思想在文艺复兴中起到的作用有多大?目前,中国要实现文艺复兴,更需要的是思想还是勇气?

  韩寒:没有什么文艺复兴了。这个时代东西太多了,就算文艺复兴到来,新的工业革命再来,我们也不会在这个时代的当时就觉察到。思想,别谈那么远吧。

  南都周刊:所谓的青年作家,目前主要就是70后、80后、90后,但比起50后、60后作家来说,这几代作家都显得成熟很晚,还远没有创作出足以和他们抗衡的当代经典作品。这是为什么?

  韩寒:无可否认,很多50后60后的作家写出很多优秀作品,但人们总是习惯于不认可当下,追溯过往。等到三十年后,一样会有人问,现在的20后、30后很畅销,很受关注,但比起上一批的80后、90后,还没有创作出可以抗衡……

  南都周刊:有学者认为,历史在中国80后文学中是缺席的。对此,你怎么看?

  韩寒:据我所知,很多年轻作家有不少对历史的描述。某些学者所谓的年轻作家作品中的历史缺席,其实说到底就是年轻作家没有把作品背景放到文革、大跃进、反右、上山下乡等他们所经历的特殊时期。说真的,我虽然对那段历史略知一二,但要我把小说或者散文的背景直接放到一个我没有经历过,但在人类文明史上又极其特殊诡异的年代里,我没有那个勇气和信心,况且见证者大多都在世,年轻作家写起来很容易闹笑话。那个时代,没有经历过的人相信很难体会。很明显,就算年轻作家写了,某些学者也会跳出来冷嘲热讽地说,小作家还是要活在当下,写自己的生活,自己的年代,把背景放到父辈的特殊经历上是不可取的,因为你们写得漏洞百出,你看,那年代里,XXX根本就不是这样的……

  南都周刊:新世纪以来,80后文学一直被贴着“青春文学”的市场标签,80后更优秀的严肃文学创作被遮蔽了。

  韩寒: 文学就是文学,青春文学、严肃文学,甚至穿越、宫斗、科幻,都是文学的一部分。不存在所谓更优秀的严肃文学创作。文学只有好的、坏的、好看的、难看的。当然,这个好坏的评判标准因人而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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